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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调控面临三重难题

中国宏观调控面临三重难题2015-03-07 08:44:40 分享到：文/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世经室副主任 陈建奇

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着三重难题。首先，资本进入股市或者流出境外的潜在压力制约着稳增长货币政策的实施。其次，地方政府财政债务整顿制约着稳增长的财政政策空间。第三，夯实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与中国技术创新滞后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

破解中国宏观调控的三重难题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动力不足并伴随持续分化现象，世界主要国家都急切寻求促进宏观经济稳步复苏增长的新药方。美国推出奥巴马新政，核心是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深化财政整顿的医疗改革、重振制造业的再工业化战略以及TPP、TTIP为代表的全球布局新战略，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走出低谷并呈持续改善迹象。

日本安倍晋三首相执政以来力推安倍经济学为核心的政策创新，日本经济出现“回光返照”的现象。欧洲债务危机强化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性，但各国缺乏同盟共识导致一体化进展缓慢，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力推结构性改革，但大宗商品要素市场剧烈波动及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促使新兴经济体减速分化局面未见改观。

为应对中国宏观经济减速问题，本届政府执政以来也已经进行了较多的创新实践，大体归结为四类。

一是定向调控精准发力。对特定商业银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增大对中小企业、三农的信贷等支持力度。

二是激活存量提质增效。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但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及财政国库现金位均位居全球首位，凸显经济增长效率有待提升，为此，中央提出激活存量资金服务实体经济，提升要素尤其是资金的效率，促进资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深化改革释放红利。通过简政放权，营造万众创业全民创新环境，并且借助自贸区建设推动开放改革，以此释放改革红利。

四是加快全球布局拓展外部增量需求。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布局，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为外需增长创造增量空间。

相关创新举措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在7.5%左右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为7.4%，尽管创造了自1991年以来最低的增速水平，但这是在全球经济复苏分化与中国力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取得的，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7.5%左右的目标，经济增速仍然位居世界主要国家前列，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然而，外界并不因此而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包括通货紧缩在内的各种担忧持续蔓延，今年1月份进出口增速均偏离预期而呈现负增长，宏观经济自去年以来出现的下行压力不减，今年1月份货币供应量增速创造了28年来的新低，如何创新宏观调控政策成为当下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问题。

从理论上说，应对宏观经济减速需要调整宏观政策，实施稳增长的刺激计划，即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及夯实宏观经济内生动力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

尽管中国CPI增速回落至1%以下为宽松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大的空间，同时，金融危机期间四万亿刺激计划促使宏观经济V型较快回升验证了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灵活性的事实，30多年改革开放助推中国产业规模的扩张及产业链条的延伸。然而，结合当下国内外环境来看，稳增长的传统宏观政策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总体来看，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着三重难题。

首先，从货币政策来看，资本进入股市或者流出境外的潜在压力制约着稳增长货币政策的实施。尽管去年以来着力于防范通货紧缩而引发的降准、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持续不断，但央行[微博]的行为却多次偏离预期。

表面上是央行犹豫不决，实质上是央行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在去年以来阶段性牛市及宏观经济尚未企稳的背景下，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货币可能进入股市而未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人民币(6.2625, -0.0062, -0.10%)贬值预期增强，可能加速资本流出境外。结果是货币扩张未必能带来服务实体经济的资金增加，由此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低效率的行为。

其次，从财政政策来看，地方政府财政债务整顿制约着稳增长的财政政策空间。为了稳增长，政府往往诉诸于“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建设而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些都需要政府财政增支。

地方政府财政债务整顿制约着稳增长的财政政策空间。　　但在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的文件(国发〔2014〕43号)中，对地方债务规模、风险防范、风险问责等方面都出台了相应的规定，这向外界预示先前相对缺乏管控的地方债务开始纳入正规化管理，相应缩窄了地方政府的举债空间，尤其是在当前房地产不景气及地方债务存量规模达到较高水平的背景下，土地财政等空间大幅缩窄，地方政府债务空间缩小不仅无法实现财政增支，反而可能导致财政支出下降，稳增长的财政政策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第三，从产业政策来看，夯实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与中国技术创新滞后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在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求扩张市场空间以增大外部需求的情况下，货币贬值等世界经济战的手段只能加剧全球困境，无法实现市场需求的持续拓展。

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促进转型升级，以此实现竞争力的提升，才能在全球提升自身的市场空间。然而，中国尽管在高铁、核电等领域有着较强的竞争力，但诸如CPU、操作系统等诸多领域的前沿核心技术依然大多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而且国际贸易金融投资规则也由发达大国主导，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缺乏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

针对上述宏观调控面临的潜在困境，宏观政策亟待创新思维，实施更加精准的调控，具体应重视三方面的转型。

一是从注重货币供给调控转向更加注重货币需求的货币政策转变。加快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加快实施注册制，让更多具有发展潜力而且有实际资金需求的企业能够进入股市融资，促进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此举有助于解决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资金进入股市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问题。

同时，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激活存量资金，尤其是加快构建激活政府财政存量资金的现代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建设，促进闲置财政资金进入流通领域，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二是从注重政府主导项目投资推动需求扩张转向注重减税让利提升民间投资意愿的财税政策转变。加快实施跨年度财政预算平衡机制，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实施减税有助于增加企业的投资回报，提升企业投资意愿，此举有助于避免政府主导投资带来的财政长期增支压力及投资效率问题。

同时，推动财税等深层次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降低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让民营资金能够进入高盈利行业，提升民营资本投资意愿，促进民营与国有资本混合经营，财政上加快推动PPP项目，此举有助于降低政府投资压力同时促进需求扩张。

三是从注重培育新兴产业促转型转向更加注重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与推动海外投资并举转变。政府的优势不在于识别什么是创新，人类社会发展经验也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懂得创新，创新是未来社会的未知数，只有社会微观主体才能持续推动创新发展，因此政府更多的精力是营造鼓励创新、重视创新的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力推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由培育新兴产业转向搭建产业创新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或者奖励创新主体鼓励社会创新，工人与院士一样应得到创新的奖励，同时，应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让创新回报有制度保障。

当然，创新是很漫长的过程，针对当前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必须依赖海外投资的大幅扩张，借助兼并收购海外高新技术企业，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基础，由此实现阶段性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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